李家同認為自己對文學的愛好，可追溯到小學階段。在小學三年級時，他想讀《三國演義》，便問父親，這書會不會太難？他父親回答道：「《三國志》難些，《三國演義》不難。」而他一讀，便與小說結下了不解之緣。二、三十年代的作家小說，也使當時只是一個小學生的他，產生了莫大的興趣，李家同回憶說，他對曹禺的《雷雨》，老舍《駱駝祥子》、魯迅的《吶喊》以及由俄國高爾基《底城》改編，師陀、盧焚合著的劇本《夜店》等，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夜店》，以一夜之間，一店之內戲劇化的情節，深深吸引了他。李家同認為小說的精采之處，在於有出乎意料的情節，這也使得他對偵探推理小說，情有獨鍾，甚至成為國際推理小說俱樂部 dorothyl digests 的成員，透過網路，與同道暢談討論。訪談中，李家同不斷講述推理小說精采的情節，不過作為一個說書者，他總在故事高潮之際，嘎然停止，讓聽者對原著產生莫大的好奇。

李家同認為偵探推理小說，不只有娛樂的意義，他以專家的口吻指出，故事中的情節考驗著讀者的推理能力。他主張訓練學生的推理能力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學術的邏輯訓練，第二種是讀推理小說，因為推理過程正如數學的證明一樣，不能有絲毫的漏洞，這與「科學注重推理」的原則正密切配合。他建議學生讀推理小說，正是要他們找出破綻。李家同最推崇的是 Agatha Christie 的作品，其《童謠謀殺案》 Ten Little Indians 即是推理小說的傑作，這故事敘述有十個人，同時收到邀請函，請他們到孤島上度假。到了島上，有人無意間聽錄音帶，內容竟列舉每個人的罪證，並逐一宣告死刑，這十個人都覺得荒謬至極，但卻一一陸續死亡，而奇怪的是大廳中的十個小印第安人像，竟隨著每一個人的逝世而消失。李校長指出，這故事中沒有安排偵探引導破案經過，所有的情節都考驗讀者的推理能力。

推理小說中引人入勝的情節，是吸引讀者的第一步，然而，可堪玩味之處，並不只於「好玩」而已！更發人深省的是，作者對人生哲理的體會。李家同指出 Agatha Christie 的臨終之作--《謝幕》 The Curtain ，即是融合了文學趣味與人生哲理的巨著。小說中設計了一場「完美的刑案」，即完全沒有破綻的犯罪經過，主角利用了人性的猜疑，以推波助瀾的讒言，借刀殺人，所以使大偵探束手無策，無法將他繩之以法，最後只好選擇與他同歸於盡。在哲理上，作者詮釋了甚麼是最大的罪惡，不是一般的小犯罪，而是誘導他人犯罪，殺人於無形之中。這種情形正如歷史中履見不鮮的權謀鬥爭，或使人相殘的戰事。

李家同也指出由《驅魔者》 The Exorcist 改拍成的電影《大法師》，是一部融合了經彩的情節和哲理的佳作，故事中有一位小女孩被魔鬼附身了，他的家人找了一位法力高強的大法師為女孩驅魔，卻無法成功。後來竟由一位沒有法力的年輕神父趕走了魔鬼，原因是他寧願為女孩犧牲，勇敢地向魔鬼表示，「你有種來欺負我吧！」卻使魔鬼自動消失。李家同指出這篇小說詮釋了甚麼是真正力量，能夠打倒魔鬼的，不在於高深的法術或地位，而在於真摯的愛。他認為大法師失敗的原因是他並未對小女孩存有愛心，而只是一心一意要打倒魔鬼；但是，年輕的神父卻對痛苦中的小女孩充滿憐憫與愛心，所以他戰勝惡魔。這故事中正詮釋了，所謂偉大的力量是出自人性的愛。

李家同指出蘇格蘭小說家史帝芬生 (Robert Stevenson) ，即經常在夜晚到愛丁堡一帶吸收寫作的靈感。他的名小說《化身博士》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即取材愛丁堡的牧師殺人事件，小說中那個喝了藥的 Dr. Jekyll 變成了殺人不眨眼的 Mr. Hyde 即是牧師雙重人格的寫照。康拉德 (Joseph Conrad) 因為曾經當過水手、船長，深入剛果，才能以此生活經驗寫下《黑暗之心》 Heart of Darkness ，小說透過一個船長的回憶，述說多年前主角指揮一艘汽船，沿剛果河深入非洲的種種歷險經過。葛林 (Graham Greene) 因為在墨西哥當過記者，回來之後寫下了《權利與榮耀》 Power and Glory 。李家同最喜歡的英文小說即是葛林的短篇小說。

李家同認為作家文學的創意，即來自於對人生敏銳的觀察，他指出如果自己到獄中與犯人實際相處，會寫出更深入的作品。在自認為生活經驗不足之下，他花了許多的時間閱讀雜誌，如 TIMES 、 NEWSWEEK 等新聞的實地報導，並轉化為創作。李家同認為他寫作的材料有幾種來源，第一是生活及旅行的見聞。在他大學時代，他常去監獄服務，和受刑人一起打籃球，由此了解許多受刑人的心理煎熬，因此寫下了〈我的媽媽來看我〉等作品；而他親身的旅行經驗使他寫下了〈荒原之旅〉。

各類雜誌的閱讀也是李家同小說靈感的主要來源。他曾經在 TIMES 、 NEWSWEEK 上看到巴西警察槍殺小孩的報導，原因是這些無家可歸的小孩露宿街頭，被視為治安的毒瘤，他感慨地寫下了〈胎記〉。這件事最近有了戲劇性的發展，正當律師竭盡心力為警察辯護之際，警察竟俯首認罪，說他無法忍受良心的譴責。有一次，他在報上看到一張照片，是一隻禿鷹正在等待著攫取一位垂死的小女孩作為獵物，他因此寫下了〈我只有八歲〉。

李家同也透過對照片書的閱讀來關懷世界的難民，他拿出一本有關於土耳其一百五十年來難民紀錄的照片書《再會我的故鄉土耳其》 Farewell My Homeland Anatolia : A History of 150 Years of Migration in Photography 告訴我們，他每回看這些難民流浪的經過，都感到難過，更感慨沒有一本紀錄我國苦難的照片書。他又拿出另一本照片書 Legende de la Couverture ，內容是世界各地的難民照片，他仔細地告訴我們那一張是蘇丹、依索比亞或盧安達的難民照片，那一張是因地雷而受傷的難民，那一張是巴西礦區的人民。他有些激動地表示，他以前總喜歡美麗的照片，後來發現真實的人生並不是如此，所以他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夠拍一卷錄影帶，將人類貧窮和戰亂的苦難公諸於世，喚醒世人對貧窮和難民的關心。

談到文學家對社會應有的關懷，他說有一回在英國的劇場上演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爾斯華綏 (Galsworthy) 的作品，內容是對英國監獄的批評，當落幕時，全場的人都感動得不願離席，只有一個人悄悄離開座位，這便是當時的內政部長邱吉爾，他看了這場表演之後，感觸甚深，馬上著手監獄的改革。這說明小說具有影響社會的功能。

「文學不能失去趣味的功能....」所以，當他開始從事盲人有聲書的規劃時，就不主張僅僅錄製勵志的作品，因為這已經主觀認定盲人是消極的，站在陰暗的角落；在他的親身接觸中，盲人與一般的讀者相同，渴望讀有趣的小說。由李家同一手主辦的清華大學盲友社，所提供的有聲書，即有大量的小說，包括倪匡的科幻小說、金庸的武俠小說，當然也有偵探推理小說。他希望盲人也能同樣得到閱讀小說的樂趣。